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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鑑(1598~1677) 溪山仙館圖(编号:1805)
1598     1677     溪山    
王 鑑(1598~1677) 溪山仙館圖
1805
类别: 公司:西泠印社
成交价格:¥6,048,000 [浙江]
估       价:¥1,800,000¥2,500,000
预展日期:2010年12月08日--2010年12月10日
拍卖日期:2010年-12月-13日
拍卖地点: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三楼世贸厅 杭州市曙光122号
简     介:
設色紙本 立軸 1674年作 款識:趙文敏有溪山仙館,此圖擬之。時甲寅春暮,王鑑。 鈐印:湘碧(朱)
設色紙本 立軸 1674年作 款識:趙文敏有溪山仙館,此圖擬之。時甲寅春暮,王鑑。 鈐印:湘碧(朱) 王鑑之印(白) 簽條:王玄照仿松雪溪山仙館圖真跡。吳湖帆題。鈐印:吳湖颿(白) 鑒藏印:_海昌錢鏡塘藏(朱) 小書畫舫秘玩(朱) 白門李氏珍藏(朱) 靜風堂(白) 出版:《藝海名家書畫精選》P10,西泠印社出版社。 說明:1.錢鏡塘、嚴信厚、李溥泉舊藏。 2.吳湖帆題簽。 WANG JIAN LANDSCAPE Ink and color on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674 Illustrated:_ Selected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by Masters, P10, XiLingYinShe Publishing House. Note:1. _previously collected by Qian Jingtang, Yan Xinhou and Li Puquan; 2. _signed by Wu Fufan. 78×39cm 作者簡介:_王鑑,字玄照、元照、圓照,號湘碧、染香庵主、弇山後人,江蘇太倉人。王世貞曾孫,崇禎六年舉人,八年以蔭仕至廉州太守,人稱王廉州,十年罷官歸,入清不仕。與王時敏為子侄行。工山水, _深受董其昌影響,對於北宗董源、巨然尤有心印。善於青綠設色,有其獨到之妙。為清代“四王吳惲”之首,亦是婁東派首領。 藏家簡介:_1. _錢鏡塘(1907~1983),浙江海寧人。原名德鑫,字鏡塘,晚號菊隱老人,室名數青草堂、六瑩堂,為吳越王錢鏐之嫡裔。祖父輩均善丹青翰墨,富書畫收藏。由於家學深厚,錢鏡塘自幼便受熏陶,丹青以外,更擅金石書畫鑒藏。經他手收藏過的歷代書畫金石計有五萬餘件,其中尤以五代徐熙《雪竹圖》、董源《山水圖》最為珍貴,而宋代范寬的《晚景圖》、清代任伯年的《群仙祝壽圖》等均屬藝苑珍品。錢鏡塘收藏的精神氣節深為後人稱道,被譽為“今之項墨林、安儀周、龐萊臣”,與滬上大畫家、大收藏家吳湖帆并譽為“鑒定雙璧”。生前為西泠印社社員。1956年起先後向上海、浙江、廣東、江蘇,以及浙江海寧、嘉興等地博物館及西泠印社捐贈歷代書畫、金石計3900餘件。 2. _嚴信厚(1850~1919),原名經邦,字小舫、筱舫,號小長蘆館主人,室名小長蘆館、小書畫舫,浙江慈溪人。官直隸候補道,贈內閣學士。以鹽務起家,從事商業,成為東南鉅賈。任上海商業會議公所、上海商務總會總理。被稱為近代“寧波幫”企業家開山祖。工書畫,尤善畫蘆雁。鑒藏碑版、書畫頗多精品。 3.李溥泉[清],金陵人。多藏書畫。 题签者簡介:_吳湖帆(1894~1968),名萬、倩,字東莊,號倩庵,江蘇蘇州人。“三吳一馮”之一,其梅景書屋培養了王季遷、陸抑非、徐邦達等書畫名人。收藏甚豐,精鑒別、填詞。山水宗“四王”、董其昌,上溯宋元各家,以雅腴靈秀享譽畫壇,爲海上重要名家。 《孤山放鶴圖》紙本設色,縱135.5厘米,橫69厘米,所繪乃借北宋詩人林逋“梅妻鶴子”典故描繪西湖風景,是董邦達的如意之作。董氏是浙江富陽人,富陽山明水秀,地近杭州,兩地相距僅三十余公里,當年黃公望作《富春山居圖》,畫中所繪正是從富陽到桐廬那一段被稱作富春江的兩岸景致,而起筆那一段就是董邦達的家鄉。自幼為山水浸潤,又受詩文熏陶,作《孤山放鶴圖》無論從人文還是自然的角度來說,都是董邦達諳熟於心的題材,故而繪來輕鬆自如。董氏作山水,上窺董(源)巨(然)黃(公望)王(蒙),近學董其昌,論者有“古今三董相承”之說,將他與董源、董其昌連成一脈,既是言其師承,也是對他的褒獎,評價不可謂不高。所作善用枯筆,線條干而毛澀,並以澀筆皴擦,注重烘染,所以董氏山水給人以輕盈柔美、明快流暢的視覺感受。 此畫作於何時畫家沒有交代,以乾隆皇帝“丙寅(1746)首春”在畫上御題推斷,作畫的下限應該在乾隆御題之前,而上限為乾隆九年(1744)六月之後,也就是1744年6月至1746年2、3月之間。因為乾隆九年六月之前,董邦達在詹事府任右春坊中允,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機構,也不是一個顯要的職位,因為清代自雍正朝開始,詹事府的職掌起了重大變化,它本是一個管理太子宮內事務的機構,但是清代自雍正朝開始不立太子,它的職能就等於被廢了,而機構依然保留,成了皇帝安置文學侍從和備翰林官員升轉的衙門,所掌為經史文章之事。左、右春坊中允是詹事府的中下屬官,儘管官階正六品,但是難以進入皇帝的視野。而正是這個時候,董邦達獲得了充日講起居注官的機會,雖說與“中允”而言這是平調,但卻被調到了一個重要的職位上:侍從皇帝,記錄皇帝言行。從此他得以親近乾隆,仕途開始朝陽,《孤山放鶴圖》就是在他獲得這一平調之後所作。 上有乾隆御题七言绝句二首,並鈐起首印“研露”及“乾隆御題”,“含經味道”款印,這是乾隆對身邊侍從進呈書畫的慣常鈐印,印見故宮博物院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乾隆卷一。兩首詩則收入乾隆《御制诗集》初集卷二十九中。从詩的内容看,這是乾隆专门为董邦达这幅画而作,这对刚刚从右春坊中允充为日讲起居注官的董邦达而言是莫大的榮幸。其实,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董邦达以其人品、才學乃至所擅之书画不僅在朝廷內部贏得了口碑,也日益為乾隆皇帝赏识和信赖,他一生职务变迁极多,幾乎成了乾隆皇帝急需时的備用人选,都與此有關。及至晚年,在工部、吏部、礼部之间被频繁调遣,并一度兼任工部和礼部二部尚书,还数度以尚书之衔擔綱殿试读卷,乾隆三十一年,更得殊賞,賜予紫禁城騎馬。但是他畢竟老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十岁的董邦达深感疲惫,身体出现了衰象,於是向乾隆皇帝請辭,乾隆仍不舍这位老臣,以体恤之懷谕旨吏部:“邦達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達移家京師,不能即還里。禮部事不繁,給假安心調治,不必解任。”“不必解任”就是讓他帶職休養,別的不說,僅從俸祿這一點看,如果致仕(退休)在清代非世襲之官得俸是原職的一半,而帶職休養,尚書在清代官階為從一品,依順治元年所頒俸祿標準,年俸銀加柴薪銀兩項合計為327.8兩,可見乾隆皇帝對董邦達的厚愛。但是兩個月后董邦達就因病去世了,乾隆皇帝再下諭曰:“禮部尚書董邦達久直內廷,奉職勤慎,前以衰病乞休,特加恩給假調理,以冀漸痊。今聞溘逝,甚爲轸惜,所有應得恤典,該部(禮部)察例具奏。”“應賠銀兩,著加恩寬免。”清代皇帝對大臣是有考核的,董邦達去世后,乾隆寬免他的應扣部份,這樣的待遇不是所有大臣去世后都能享受到的。以“文”字加諡,諡號文恪,這也是朝廷給他的崇高哀榮。 關於這幅作品,還有一點值得談談。此畫以西湖為題材,除了董邦達來自那一方水土以外,與乾隆皇帝初次南巡一事大約也有關係。早在乾隆九年(1744)朝野內外就曾傳言乾隆皇帝將有南巡之舉,兵部尚書訥親於這一年奉命視閱江南就被視為是替乾隆南巡打前站作準備,結果因為昏庸的訥親動作過大,並且過於奢侈遭到普遍議論,最後是否因為訥親的誤事推遲了乾隆南巡不得而知,反正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直至乾隆十六年(1751)春節之後才成行。這期間董邦達因為母親去世返藉丁憂,《孤山放鶴圖》是其丁憂回京后所畫,時間、題材都與乾隆將有南巡之舉巧合。他在皇帝身邊當差,對乾隆的行蹤有所瞭解完全可能,繪一幅合乎皇帝心情的畫以博乾隆歡喜,也是合乎情理的。 《孤山放鶴圖》民國初年爲江蘇吳縣人、曾在北洋政府時期任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的著名收藏家章保世收藏,後歸民國著名收藏家、實業家王有林收藏,是爲難得。 (胡西林) 部分出版著錄: 1. _《神州國光集》第十五集,上海有正書局,民國年間珂羅版。 2. _《南畫大成》第六卷P105,日本興文社,昭和十年(1935年)。 3. 《八大山人全集》,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79年。 4. _《八大山人書畫集》第二集P280,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 5.《藝術家》總第143號P183,1987年第四期。 6. _《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 the life and art of BadaShanRen(荷園主人——八大山人的生活與藝術)》,王方宇、班宗華編,耶魯大學出版社,1990年。 7. _《历代名画大观·花鸟人物轴》P174,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8. _《八大山人書畫編年圖目》上卷P204,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出版。 9. _王方宇《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問題》,載《八大山人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__《明清中國畫大師研究叢書·八大山人》P138,吉林美術出版社,1996年。 Illustraed: 1._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ings, vol.15, Shanghai Youzhen Bookstore; 2._Collection of Classic Chinese Paintings, vol.6, P105, Japan, 1935; 3._Full Collection of Zhu Da's Works, Art Books Company, Taipei, 1979; 4._Collection of Zhu Da's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vol.2, P280,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3; 5._Artists, issue 4, P183, 1987; 6._Master of the Lotus Garden: the life and art of BadaShanRen, by Wang Fangyu, Ban Zonghua, Yale University, 1990; 7._Catalog of Zhu Da's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vol.1, P204,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6. 8. _Famous Chinese paintings in Various Dynasties ,Flowers, Birds, and Figure Paintings,P174,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1997. 9. _Research on Zhu Da,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10.Bada Shanren, Jili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6. 老境彌高 亦真亦妙 ——八大山人晚年佳作《芙蓉鴛鴦圖》賞析 ◎潘文協 清初康熙四十年(1701)左右,在江西南昌有一處名曰“寤歌草堂”的地方,住着一位面容微赭、丰下而少髭的老者,他已年逾古稀,看上去雖然飽經風霜,但神色自若,偶然興會之際,即把酒吟詩、鋪毫染翰。一天,友人往訪,即景生情,便提筆寫道:“一室寤歌處,蕭蕭滿席塵。蓬蒿藏戶暗,詩畫入禪真。遺世逃名老,殘山剩水身。青門舊業在,零落种瓜人。”這首五言所吟詠的主人,就是當時一般讀書負節之士都為之景慕的明朝沒落王孫——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為明南昌寧獻王朱權九世孫。當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中原之際,朱耷即擕家避居于南昌城西40里开外的新建縣洪崖山。順治五年(1648),削髮為僧;又五年,于進賢介岡燈社正式拜曹洞宗釋弘敏為師,棲隱禪林近三十年。康熙十九年(1680)55嵗,忽發癲狂,裂服還俗。病愈后蓄髮謀妻,清貧自守,賣畫爲生。惜其晚境淒涼,康熙四十四年(1705)八月后臨終時,惟有一嗣孫在側。 目前學界根據流傳的作品,習慣將山人的書畫創作分爲早(34-56)、中(56-66)、晚(66-80)三個時期。前面兩個階段,風格狂放野逸;晚年,特別是70嵗以后,由於生活漸趨平淡,風格轉向深涵蘊藉。我們看到,這位經歷了家國之痛、閱盡了人生滄桑,從曾經的天潢貴胄到隨時都有身家性命之虞的歧路王孫,在顛沛流離中遭遇的種種苦劫和世間無常,在這一階段似乎在書畫的揮灑中得到了超越,達到了心境的圓融。我們這裡將要討論的《鴛鴦芙蓉圖》,就是晚期這一風格的代表之作。 該圖為立軸中堂,濶65cm,高約120cm,以墨筆作于明代灰紙之上。款題乙酉春日寫。八大山人。下鈐“八大山人(白)”、“何園(朱)”;又鈐“真賞(朱)”於是右下角。構圖取對角倚斜之勢,上留天頭,下著斜坡,畫兩鴛鴦依偎于巨石之上;右上危壁兀立,上平下斜,有芙蓉扎根壁上,旁見側出,偃仰敷榮;實景相對之間留空,恍若有萬頃碧波,極目難測。分章布白,巧妙取勢,咫尺之間,意象蕭遠。 此作之妙,尤在筆墨。八大在70嵗前後,書畫用筆由方轉圓,從務追險絕歸于平正深厚之上來。在書法上,他捨棄了過往追求歐陽詢、黃山谷、董其昌等各家風格及病癲后的狂縱行草,更深溯于蘊藉含蓄的魏晉風格。並且,根據現藏于南京博物院、臨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石鼓文》及《禹王碑》,我們發現他對篆書筆法亦有深厚的研習。而在繪畫上,他把書法用筆融入到物象的塑造之中,中鋒行筆,渾厚蒼雅。尤其在他的花鳥畫創作上,把明代由沈周開創的意筆傳統推向了極致。在這幅作品中,作者以起伏變化的運筆勾勒坡石輪廓,枯溼並用,綫條圓轉而帶篆意;樹葉葉面先以淡墨點出,再以濃墨寫出筋脈,花朵則直接以筆勾出;禽鳥點染並用,無刻畫之跡。地坡著草,濃淡相間,疏密有致;最後施以濃墨點苔,提醒畫面,或圓或尖,或亂或整。整幅畫作,用筆可謂縱之橫之,無不如意,含蓄蘊藉,毫無筆仗鋒芒之嫌;用墨則濃、淡、枯、溼、乾、焦相互生發,層次豐富,有“墨分五色”之妙。 八大山人在隱居的生活中,曾以“灌園”為號,他對自然中的花草禽魚皆有深厚的觀察;特別重要的是,他常常憑藉這些豐富的題材來寄托自己的故國之思,隱喻自己的氣節立場。在這幅作品中,我們看到他不拘于形式,而以逸筆遺貌取神,生機活潑,真所謂“筆才一二,象已應焉。”他所表現的鴛鴦,我們似乎是在寂寥冷雋的世界中感到了一絲絲溫情,這或許就是歷經滄桑的老人沖淡平靜的幽懷。與他同時之人在為他作傳中稱,即使處在桑榆晚景之際,八大山人猶然精神不減,染翰不輟,這幅作品正好印證了這一事實。 八大山人在寫意花卉上取得的成就,我們可以從這張《鴛鴦芙蓉圖》略窺一般。從風格史的角度,八大山人具有承前啓後之功。影響之大,對於清代以來以至於近代大家如齊白石、張大千的寫意繪畫傳統,可以説是根深蒂固。明代鑑賞家王世貞曾謂:“胜国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云云;假使王世貞晚生一百餘年,則必當曰:“考山人之出處,老境彌高;觀山人之花鳥,亦真亦妙”。 在畫幅的右下角,有兩方收藏印。一為民國高官馬步瀛(1890~1978),一為近代著名實業家陈仙洲(1864~1951年)。自民囯時的《神州國光》畫冊至近年出版的各種關於八大的畫集,皆多有刊印,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重視,可見實屬難得之物。當然,這其中重要的原因,即是這幅作品作成的時間恰在山人終年之春,而當年八月后,山人即以覯疾而逝;所以對於研究八大風格的變化,這幅作品可以説是一件標誌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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