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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编号:3570)
大圣     伏羲    
“大圣遗音”伏羲式琴
3570
类别: 文娱类 公司:中国嘉德
成交价格:¥115,000,000 [北京]
估       价:无底价
预展日期:2011年05月17日--2011年05月19日
拍卖日期:2011年-05月-22日
拍卖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三层紫金大厅(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9号)
拍 卖 会 :2011年春季拍卖会
简     介:
俪松居旧藏唐“大圣遗音”琴 王 风 一 2003年,王世襄先生尽集“俪松居长物”,手自编纂《自珍集》面
俪松居旧藏唐“大圣遗音”琴 王 风 一 2003年,王世襄先生尽集“俪松居长物”,手自编纂《自珍集》面世。虽说数达八十的明式家具早已转让上海博物馆而不入此集,其收录仍有十类近三百件套,可谓琳琅满目。开卷之首,即“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文曰: “大圣遗音”栗壳色,七徽以下弦路露黑色,遍体蛇腹断,中间细断纹,额有冰纹断。圆池,池上刻草书“大圣遗音”四字。池内纳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年款。是为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即安禄山叛乱,唐明皇入蜀,李亨即位改元之时,亦即李白附永王李璘事败,将流放夜郎之时。池两侧刻隶书“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十六字。池下“困学”、“玉振”两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髹金。青玉轸足,细镂绦结及旋瓣花纹,当为明琢。沼扁圆形。 叙述扼要畅达,言及李白事饶有余韵,是诚不可增减一字。俪松居“长物”天下闻名,计其所藏,唐“大圣遗音”琴与明宋牧仲大画案实堪称两大镇室之宝,宜乎其在《自珍集》中首屈一指也。 唐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称帝,六月攻入长安,明皇仓惶西狩,至马嵬坡,六军不发,杨贵妃缢死,玄宗入蜀。七月,太子李亨自行即位于灵武,改年号至德,是为丙申年,亦即大唐由盛转衰关键之年。而就古琴器而言,“至德丙申”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年款,对古琴断代体系的建立起着核心的作用。 2009年,郑珉中先生汇聚历年所作,都为《蠡测偶录集》。上编系古琴器研究论文,先生有关文字,收录将尽。书中“至德丙申”触目皆是,不下数十处。盖因此款凡三见于唐琴,即俪松居旧藏伏羲式“大圣遗音”、故宫藏神农式“大圣遗音”,以及原在上海的伏羲式“九霄环佩”,三床特点一致,具有坚实的论证基础。尤其两床“大圣遗音”俱在北京,目验方便,因此郑先生论述唐琴分期每以此入手。撰文时伏羲式“大圣遗音”尚在俪松居,为免藏家不便,故屡称“锡宝臣旧藏”。 当年琴界,受“唐圆宋扁”成说,以及《格古要论》“宋时置官局制琴”记载的影响,唐琴亦有“宫琴”“野斵”之论:“把在项与腰两处边沿作了圆处理的唐琴, 不问有无腹款、铭文, 都划作一类, 统统称之曰唐代宫琴。其它不同于这一类的, 只要形制奇特, 或琴面比较圆浑、弧度大一些、断纹又整齐一些的, 再加以声音洪松或者清润响亮一些的琴, 与有唐款的琴作为一类, 一律认定为唐琴的野斵。甚至把没有腹款, 断纹稀疏的琴, 由于其形制奇特, 尺寸宽大, 发音清润, 虽琴面较平, 也视为唐琴的野斵。” 郑珉中先生经过细密考察,认定后一类并非唐琴。唐代不存在类似宋官琴局的机构,核之文献,北宋陈旸的巨著《乐书》卷一百四十二“乐图论”记载:“唐明皇反蜀,诏雷俨待诏襄阳。”其时正是至德丙申。更说明唐代宫廷斵琴,是临时从民间征召琴匠,因而宫廷制作与民间制作同出一手,不可能形成工艺特点上的差异。这是古琴断代的一个关键性论断,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包括宋明琴的鉴定。 当然,虽说唐代宫廷与民间在斵制手法、时代风格上并无区别,但宫廷制作制度自有一定的规矩。同样在《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中,郑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皆以“大圣遗音”入手。首先“唐代宫琴最根本的特点,是四字腹款”: 唐代宫琴与野斫在腹款上有所不同。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圣遗音”琴和原为琴人锡宝臣所藏的另一张“大圣遗音”琴,两张琴的题名相同,腹款也都是“至德丙申”四字,只是故宫的一张是朱漆书款,而另一张则是刻款。这两张琴的腹款,无论书体大小、位置规格都是完全一样的。至德丙申乃唐肃宗至德元年,为唐肃宗建元以后的制作。此外,据说还有一张唐琴,其腹款为“太和丁未”四字,太和丁未乃唐文宗太和元年。这类腹款,仅仅写了一个制作的年代,是一个年款。但据文献所载,北宋苏东坡所藏的雷琴,其腹款上池为“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开村”,下池为“雷家记,八日合”。《西溪丛语》中记的一张雷琴腹款为“唐大历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于杂花亭合”,这种腹款不仅写了制作年代,而且还有作者姓氏和制作地点。显然,这两种腹款是完全不相同的。借用今天文物行的习惯用语来说:前者是“官款”,写的仅仅是一个年款;而后者则是“私家款”,所以体裁不同,内容也多。官款器就是为宫廷制造的,为宫廷所使用的,因此如“至德丙申”一类腹款的琴,应当就是宫琴。 所谓“太和丁未”一琴,即李伯仁旧藏的“独幽”,当时郑先生尚未见到。“官款”一语甚是形象易解,今可见类此款式,共有六床,晚到北宋初年。而且干支纪年皆为改元之时,虽然没有遗存文字材料可作旁证,但可以断定当时是有这一制度的。且而俱是圆龙池长圆凤沼,格式一致,圆池方可能如此落款。其它形式的唐琴应是野斵,不过存世唐野斵琴腹款或者已湮灭,或者系作伪。因而盛、中、晚唐的断代,首先依赖宫琴的腹款确定标准器,然后推及其它。 ??另外两个方面涉及琴的铭文和题名: 故宫的这张“大圣遗音”刻的是:“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另一张“大圣遗音”刻的是:“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这两张琴的铭文,前者讲琴声嘹亮,有山水之清音,后者讲琴材优美,音韵佳绝,从字形、内容和气魄来看,似应是宫琴上的铭文。 唐代宫琴与野斫的题名不同。“大圣遗音”和“飞泉”之名,都是古人根据琴的声音来拟的。绝大部分琴名是形容琴音的。不过“大圣遗音”和“飞泉”比,总不是一个趣味,“飞泉”是以自然界的声音与琴音相比,而“大圣遗音”就完全不一样了。什么是“大圣遗音”,用宋欧阳修的话来说,就是“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这样的琴名,当然是刻在宫琴上较为相宜。这是否也可以看作宫琴与野斫的又一区别。 按“飞泉”亦李伯仁旧藏唐琴。欧阳修语见《送杨寘序》,用以解释“大圣遗音”自是精确不移。东汉王符《潜夫论·潜叹第十》:“昔唐尧之大圣也,聪明宣昭。虞舜之大圣也,徳音发闻。”清张行言《圣门礼乐统》卷十八“乐器名义”下“琴”条引汉隋间《琴操》云:“兼三才而备九德,真大圣之遗音也。”是皆从儒教正统立言,用在宫琴上自然意识形态无比正确。 除腹款、铭文、题名之外,“大圣遗音”尚有“困学”、“玉振”两方印。今所知十七床唐琴,刻“玉振”大印者多达五床,“困学”小章仅此一见。杨时百《琴学丛书·藏琴录》“龙门寒玉”条下记述:“西园主人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印方寸‘困学’二字,定为鲜于伯机印,或‘玉振’亦鲜于氏印也。”西园主人即爱新觉罗溥桐,可知其民国初年即见过此琴。有关这个说法,郑珉中先生《唐琴辨——再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续有所论: ……有人因大印之上多了一颗“困学”小印,就断定“玉振”印亦系鲜于枢之印,这无疑过于武断了。……因“困学”印定为鲜于氏旧藏则可,如因“困学”遂将“玉振”印亦定为鲜于氏之印,而琴背上其它铭刻与大印都是同时期刻上去的,则刻款“大圣遗音”的这件“鸿宝”,岂不就成了元人的仿造品了吗?当然这张“大圣遗音”是否为元鲜于氏之所为,识者自有明辨。从唐琴铭刻的总体看,“玉振”绝非鲜于氏印,其它刻“玉振”印的琴上亦未见与鲜于氏有关的痕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二 杨宗稷时百《琴学丛书》之《藏琴录》成于“甲子冬月既望”,亦即1924年12月12日,所记述最后一床为“龙门寒玉”。其中提到“壬戌冬月”亦即1922年12月中至1923年1月中,“予客太原,下榻虞君和钦园中莳薰精舍”,因遍观虞氏所藏琴,称: 尤奇者,虞君得“鹤鸣九皋”,与李君伯仁所藏“独幽”及“飞泉”,锡君宝臣藏“大圣遗音”,武英殿陈列长安元年制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丝毫不爽……“独幽”旧藏衡阳王船山先生家,为人所得,李君又从其人得之。“独幽”池内刻“太和丁未”,“大圣遗音”刻“至德丙申”,“飞泉”外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 按虞和钦名铭新,浙江宁波人。晚清至民国间游走科学、教育、政、商界,雄于资财。其时为官山西,遂有邀杨时百赴晋授琴斵琴之举。时百所蓄琴,亦借助其钱款,故杨殁后,其子葆元除自留一床外,余均送虞处抵债,即今存浙江博物馆者。 这条材料提到“李君伯仁所藏‘独幽’及‘飞泉’,锡君宝臣藏‘大圣遗音’,武英殿陈列长安元年制者”四床,而目之为“鸿宝”。王世襄、郑珉中先生皆有很高评价,云是鉴古有目,因其实系当时北京的几床唐琴。其中“飞泉”外刻之“贞观二年”系伪款,而“武英殿陈列长安元年制者”,即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万壑松涛”,池下大印系“玉泉”,腹款“长安辛丑”,可见当年杨时百至少未见琴背,亦未亲探琴腹。 而在更早之前,“辛亥(1911)八月开雕”的《琴粹·琐言》中,杨时百记云: 读欧阳公《三琴记》,唐琴在北宋时已不多得,况更历千年乎。宜今日唐宋琴如凤毛麟角也。近时都下收藏家,仅有贵池刘氏之“鹤鸣秋月”,佛君诗梦之“九霄环佩”,其声音木质定为唐物无疑。 刘世珩之“鹤鸣秋月”,后来证明并非唐琴,现存湖南博物馆。而佛诗梦之“九霄环佩”,即今藏故宫之鼎鼎盛唐器。这条记载说明民国以前时百尚不知“大圣遗音”等琴。古物陈列所开办于1914年,“万壑松涛”原系热河行宫物,当时尚未至京,故皆不及。而“九霄环佩”后亦归刘世珩,二十年代并“鹤鸣秋月”南下,因而《藏琴录》不再提到。 1932“九·一八”周年杨时百逝世。次年故宫文物南运,“万壑松涛”离开北京,从此不再北返。而据汪孟舒先生《春雷琴记》,大约于此时得盛唐器“春雷”,其又有晚唐器“枯木龙吟”。杨时百弟子李静伯仁的两床晚唐琴,“独幽”后携之南下,“飞泉”为管平湖先生琴弟子程宽子容所得。锡宝臣伏羲式“大圣遗音”家传,抗战后故宫库房发现神农式“大圣遗音”。此为三四十年代北京唐琴大致流转情况。 北平沦陷后,琴事活动以管平湖先生和汪孟舒先生为中心。1940年秋郑珉中先生拜师管门,《宋宣和内府所藏“春雷”琴考辨》记云: 忆当年初及师门时,先生即以北京琴坛重器相告,如佛氏之“九霄环佩”,锡氏之“大圣遗音”,李氏之“飞泉”、“独幽”,汪氏之“春雷”、“枯木龙吟”,一一道其优劣。及与汪孟舒先生相识,承汪氏雅爱,获观“春雷”琴于东斜街之“春雷琴室”。 管先生一代国手,琴坛重器自是掌上观纹。此处所及,实系民国间曾在北京民间出现的所有六床唐琴,为管先生二十年来亲见者。先生修琴调音亦妙绝天下,据郑先生回忆,他所见第一床唐琴即汪氏“枯木龙吟”,其送管先生处修治,即张于先生琴室壁上耳。至于“春雷”,因汪先生过于宝重,从不出“春雷琴室”之门,故而登门拜观。 1944年,“飞泉”为程子容购下,管先生亦为调音。此琴后曾辗转于管门大弟子沈幼与郑珉中先生琴案之上,郑先生《“飞泉”琴的流传》载记綦详,唯隐去名姓。 光复后,郑先生迭遭家变、失业之厄,随管先生的琴课于是停止,改为在家习练,唯不时登老师门。大略与此同时,1945年10月底王世襄先生作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由李庄回到北京,年末与袁荃猷先生结缡。因王先生母亲一系金家与管家关系密切,管先生于王先生介乎长辈与兄长之间,故婚后王先生改请管先生授袁先生琴。此前袁先生早在1933年十四岁时即从汪先生习字学琴,即《自珍集》“大圣遗音”“金声”说明所言者。为日常温课计,王先生请管先生介绍佳弟子,平湖先生遂推荐郑先生。此为王郑二先生订交结缘之始,其后郑先生常往芳嘉园王先生老宅与袁先生对弹。是时王先生三十三岁,郑先生年方二十有四,俱是锦瑟华年,于今思之,不禁惘然。 王先生既为妻子之“琴奴”,遂起意收藏古琴,常与郑先生结伴走访故家旧族,商定去取。此数年间事,时时接闻于郑先生座右。有关“大圣遗音”,郑先生言,1946年初,有一次在管先生琴室,师姐沈幼抱来“大圣遗音”,问管先生:“这是不是您说的那一张?”先生称是。盖沈先生也经常听管先生言及此名器,其兄与锡宝臣孙系大学同学,故有此机缘。沈先生母家几代传乐,其兄弟姐妹分学不同乐器,母亲当年拥有什刹海河地,家境丰饶,遂起意此宝物。不过沈母最终并未同意,应该是由于价格极昂。 郑先生说:“当时我就告诉了王先生,‘大圣遗音’出来了。”《自珍集》“明‘金声’蕉叶式琴”条言: “金声”主人为民初名琴家锡宝臣先生,以家藏唐琴“大圣遗音”闻于世。1946年春,宝臣先生文孙章君泽川在西单商场设书肆,求人询知家传古琴尚在,蒙汪孟舒丈携我访其家,慨然以“金声”见与。孟舒丈乃其祖父多年琴友也。 其时当然也见到“大圣遗音”,先购“金声”而未及于此,显是力不能致。“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记云: 所谓“鬻书典钗,易此枯桐”乃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益以翠戒指三枚。其一最佳,乃先慈所遗,实不知其值几许。……而宝臣先生文孙章君泽川亦慨然同意,盖因荃猷从汪孟舒先生学琴,而孟舒先生乃其祖父多年琴友,故亦未尝计我之报是否相当也。 ??宝臣先生遗琴,1946年孟舒先生携我访章君泽川,求得蕉叶“金声”。越两载,始敢问鼎此唐斫鸿宝。 王先生自是心存感念,不过就字里行间,可见当年竭尽全力之状,需时两年,良有以也。1948年6月1日起王先生赴美考察一年,故得此琴应在上半年。 得琴后,王先生倩管先生为之修整,《自珍集》记其过程云: 肃宗元年迄今已将千二百五十载,传世既久,深以足孔四周,漆多剥落,木质亦濒朽蚀为虑。足端虽缠裹织物并嵌塞木片,仍难固定。张弦稍紧,且有扳损琴背之虞。幸平湖先生有安装铜足套之法,屡次实施,效果均佳。为此特请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为制铜套并仿旧染色,老友金禹民先生镌刻八分书题记:“世襄荃猷,鬻书典钗,易此枯桐”十二字。又蒙平湖先生调漆灰,稳卧足套于孔内,不仅天衣无缝,且琴音丝毫未损。先生笑曰:“又至少可放心弹五百年了!” 《自珍集》出版后,王先生散尽平生所藏。一次于先生座上,聊及此琴,先生道:“我漏写了一件事,文革抄家,所有东西都抄走了,只有‘大圣遗音’没有。当时我把它搁在文物研究所我的办公室里,下干校时也放在那里。这个还是应该写上。”先生仙逝一年有半,今姑代为补记于此。 三 1947年襄在故宫养心殿南库门后拣出神农式唐琴,不仅草书琴名与此全同,漆色、断纹、池沼、年款亦绝似。池侧四言诗词句虽异,字体位置又复相同。两琴当斫于同时,出于同手,珉中兄定为中唐初期宫中所造,可谓标准器。盖内府乐器,每制不止一件也。 《自珍集》此段所叙,系1947年3月初王先生就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后事。而无论于故宫还是于古琴鉴定学说而言,这一发现均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故宫今所藏四床唐琴,“九霄环佩”、“玉玲珑”、“飞泉”均是1950年后入藏,因此王先生所发现神农式“大圣遗音”是当时故宫唯一唐琴。其弦轸俱缺,岳山蹦裂,加上屋顶漏雨不知数十百年,琴面灰白水垢堆积,宛如漆皮脱尽。故溥仪出宫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入宫清点文物,点查报告及后来的文物点查清册均登记“破琴一张”,编为“崑字一〇七号”。 尤奇者,两琴居然同名同款,王先生前此一年方得见锡氏所藏,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其后一年伏羲式“大圣遗音”归藏俪松居,由管先生修治。王先生复请于马衡院长,延管先生入宫修整神农式“大圣遗音”,经月之后,水垢退尽。管先生重装岳山,王先生觅配轸足,全器尽复旧观,灿烂生辉,堪称古琴修复的不朽典范。 伏羲式“大圣遗音”之递藏,可知者至晚从民国初年锡宝臣开始,家传三代。1948年归俪松居,存四十五年后散去。锡氏之前,不知来源。数年前郑先生闲谈及此,云当时曾向汪孟舒先生求证,汪先生告知早年问过锡氏,渠谓得自一老太太。言罢郑先生笑曰:“好像差了一个字,是老太监吧。”意谓此器如此盛容,而前世竟不可究诘,锡氏显是含混其辞,似有难言之隐,或系宫中盗出物。若果如此,则二床“大圣遗音”恐曾多年在一处耳。 至若王先生所言“可谓标准器”,二琴均可当之。而且因其可以互证,是以在唐琴标准器中首当其冲。郑珉中先生《古琴辨伪琐谈》云: 标准器共有3张,第一张是清宫旧藏朱漆隶书“至德丙申”款的“大圣遗音”,第二张是李伯仁旧藏刻“太和丁未”隶书款的“独幽”,第三张是诗梦斋旧藏的“九霄环佩”。这张“大圣遗音”与锡宝臣旧藏九嶷山人定为鸿宝的、刻“至德丙申”隶书款的“大圣遗音”风格特点完全相同,它们无疑是中唐琴的标准器。 亦是二琴并列。而今存盛唐器,无论诗梦斋旧藏“九霄环佩”,还是汪孟舒旧藏“春雷”,因为伪款或无款,其推断也有赖于两床中唐的“大圣遗音”。郑珉中先生《宋宣和内府所藏“春雷”琴考辨》论及唐琴标准器,亦首先分析中唐标准器“至德丙申”的特点,再论及晚唐标准器“太和丁未”的演变,最后言及盛唐: ……掌握了两者的变化特点,再看诗梦斋旧藏的“九霄环佩”琴,其造型的浑厚程度犹过于中唐之标准器,且腹内纳音作凹下之半圆沟状,其为西蜀雷氏第一代人之作无疑,其为盛唐开元之作可知矣!把它作为盛唐琴、雷氏第一代人所作的标准器,是可能不错的。 诗梦斋旧藏“九霄环佩”,向来众口一词认定唐琴,但从学术上确证其为盛唐,端赖两床“至德丙申”款“大圣遗音”。四十年代中叶,二器联翩而出,为当今古琴鉴定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石。 犹有可记者,1948年6月初王世襄先生受故宫博物院委派赴美国考察,半年后的“戊子冬月”,在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见所藏“枯木龙吟”,摄照片寄赠已入故宫博物院的“珉中五兄”,照片背面题识凡七十一字。整整五十一年后,1999年同是冬月,郑珉中先生亦访琴于佛利尔美术馆,成《记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所藏之“枯木龙吟”琴》,篇首忆及当年情景: ……先生所书,从形制、漆色、断纹、灰胎、声音等方面指出特点,题要钩玄,至为精辟,且弥补了照片之不足。如此鉴定,非深谙于古琴鉴赏,其谁宜为。余获此琴照,不禁狂喜累日,盖因当时唐琴照片难得,重洋之外的唐琴照片尤为难得,更何况有世襄先生亲题鉴定者!当时余所见具有如此风格的唐琴,仅锡宝臣旧藏的“大圣遗音”、清宫旧藏的“大圣遗音”、李伯仁旧藏的“飞泉”、汪孟舒所藏“枯木龙吟”及“春雷”而已。得此琴照实所知唐琴第六张也,半个世纪前之往事如此。 老辈间情意,读之令人动容。王、郑二先生当年所见唐琴,李伯仁、程子容递藏之“飞泉”,七十年代末入故宫。汪孟舒所藏“枯木龙吟”,今存中国艺术研究院。即更早杨时百所见者,诗梦斋旧藏“九霄环佩”,经溥桐、刘世珩、之泗父子、刘晦之递藏,五十年代初由海上购归故宫博物院。李伯仁之“独幽”,亦为湖南博物馆所有。《自珍集》记从锡宝臣后人处价购“大圣遗音”,“当时以为唐琴无价,奉报又安能计值,但求尽力而已”,此乃一个甲子前的心情。其时是所云者,于今奚何言哉。 回思2002年夏,陪侍郑先生至俪松居整理所藏琴,见“大圣遗音”,气为之夺。郑先生与袁先生对座结绒剅,余为上弦,王先生一旁慢声道:“唐琴可舍不得上太高。”忽忽将十年,情景犹在目前。俪松居之“大圣遗音”,郑、王二先生文字俱在,议论坚拔不易,本无待于疏证。惟蒙错爱,屡得晋见,时时接闻绪论,咳珠唾玉,胜义缤纷。因思前朝故实,或随风散去,是以爰为录存,并先生相关文字,排比成章,以质于雅君子焉。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至德丙申”隶属刻款,唐代 琴为伏羲式, 桐木胎,鹿角沙漆灰,色紫如栗壳,金徽玉轸,圆形龙池,扁圆形凤沼。七徽以下弦露黑色,遍体蛇腹断纹,中间细断纹,额有冰纹断。圆池上刻草书“大圣遗音”四字,池内纳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年款,至德丙申为唐肃宗元年(公元756年)中唐之始,池两侧刻隶书“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十六字,池下有“困学”、“玉振”两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髹金。青玉轸足,细镂绦结及旋瓣花纹,为明朝所制。迄今已近一千二百五十年,传世既久,琴之足孔四周漆多剥落,木质亦接近朽蚀。足端虽缠裹织物并嵌塞木片仍难固定。张弦稍紧,既有损琴背虞,幸好管平湖先生有安装铜足套之法,为此王世襄先生特请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制作铜套并仿旧染色,再请金禹民先生镌刻八分书题记“世襄、荃猷,鬻书典钗,易此枯桐。”十二字。又请管先生安装铜足套于孔内,不仅天衣无缝,且琴音丝毫无损,效果极佳。管先生曾笑曰:“又至少可放心弹五百年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神农氏唐琴,不仅琴名“大圣遗音”与此琴完全相同,漆色、断纹、池沼、年款也绝为相同。因而两琴应制于同时,出自同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琴鉴定家郑珉中先生认为此琴属中唐之始,雷氏为宫中所造,应是唐琴的标准器。历经千年,而未曾破腹大修,极为难得。杨时百先生《藏琴录》龙门寒玉一则称“虞君得鹤鸣九皋与李君伯仁所藏独幽及飞泉,锡君宝臣藏大圣遗音,武英殿陈列所长安之年制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丝毫不爽。西园主人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学’二字,定为鲜于伯机印,或‘玉振’亦鲜于枢印也。……皆鸿宝也。”表明此琴曾经为元朝著名书法家、诗人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山民)收藏。上述五琴,管平湖先生都曾亲眼所见,并且有弹抚多年者。管平湖先生认为九德兼备当推大圣遗音,所谓九德兼备是指集奇、古、透、润、静、圆、匀、清、芳九种美好音色、韵味于一器,是古琴最为难得。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珍有,一九四八年,王世襄、袁荃猷两位先生“鬻书典钗,易此枯桐”,即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翠戒三枚。其中最佳的一枚,为王世襄先生母亲遗物。经著名琴家汪孟舒先生介绍,从锡宝臣先生之孙章泽川先生手中求得。至今五十五年间,视同拱璧,除文革十年被抄家之外,不曾须臾分离。 著录:《自珍集》第2-3页,图1.1; 《中国嘉德·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2003年11月26日,Lot1223。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是以经营中国文物艺术品为主的综合性拍卖公司,总部设于北京。每年定期举办春季和秋季大型拍卖会,以及嘉德四季拍卖会(每季度一次)。公司设有上海、天津、香港、台湾……[更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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