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信息：
拍品信息：
拍卖会 : 中国嘉德2019年春季拍卖会
年代 : 明宣德
尺寸 : H:10.4 cm (4 1/8 in) ；D:14 cm (5 1/2 in)
: 罐身款识：“大明宣德年造”
六字单行楷书款
盖底款识：“大明宣德年造”
六字单行楷书款
［来源］
1.天津 黄绍斌先生旧藏；
2.北京 李桐华先生旧藏。
［著录］
1.《蟋蟀谱集成》，页325-326，图7-9；
2.《京华忆往》，页46-48，图7-9；
3.《中国文博名家画传 王世襄》，页167，图119；
4.《明宣德官窑蟋蟀罐》，页74，图65-67。
罐鼓形，盖面及底足玉璧形。盖面及罐身最底为素地，其上再满饰缠枝莲纹，莲纹之上再有五组动作神态均略不相同的“双狮戏球”图案，上两狮相向，爪挟绣球，球上阴刻方胜锦纹，左右飘素绸，其中罐身四组，盖面一组。狮纹肌肉处以减地来表现力度，以阴刻线表现狮身毛发，刀工细腻，活灵活现。盖底及罐身内壁落“大明宣德年造”方框竖款。
我所见到的最早实物（蟋蟀罐）为明宣德时所制，乃腔壁较厚有高浮雕花纹的北式盆。盒上两狮相向，爪挟绣球，球上阴刻方胜锦纹，左右飘素绸……
罐通高11厘米，径14.5厘米，桐华先生旧藏，现在天津黄绍斌先生处；编辑《蟋蟀谱集成》，更使我怀念桐华先生。
他如果健在，集成一定可以编写的更好些，《六忆》也可以写的更充实一些，生动一些”。
——王世襄《秋虫六忆》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献《诗经》对蟋蟀的记载。蟋蟀入秋而盛，入冬而消。王世襄先生（1914-2009）在《秋虫六忆》中讲到“只要稍稍透露一丝秋意——野草抽出将要结子的穗子，庭树飘下尚未全黄的落叶，都会使人想起一别经年的蛐蛐（蟋蟀的北京话称呼）来。瞿瞿一叫，秋天已到，更使我若有所失，不可终日，除非看见它，无法按捺下激动地心情。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
在宋代之前，蟋蟀主要作为“鸣虫”出现在古人的生活中。唐代天宝年间的宫人，将蟋蟀装入金丝笼内置于枕边，在入夜后，人静时，尽情欣赏它如泣如诉的鸣奏。至宋时，蟋蟀从演奏家变为了斗士。南宋《西湖老人繁盛录》记临安之蟋蟀市场时谓：“（蟋蟀盛出时）乡民争捉入城售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天寒方休”。此时，斗虫不仅在市井中流行，官僚贵族也痴迷于此道。《宋史》载，南宋宰相贾似道（1213-1275）在蒙古兵困襄阳城，王朝生死存亡之际，还在“与妻妾距地斗蟋蟀”。当然，山河国破此为人祸，绝非小虫之过，后世明君也深谙“斗虫”之道。
宣德皇帝朱瞻基（1398-1435）1425年继位（图一），1435年春病逝，年仅三十六岁。在明王朝两百七十七年的历史中，仅有短暂的九年零七个月。然则，这段时期却为明王朝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晚明史学家将此时期比作西汉的“文景之治”。关于宣德皇帝的文献颇多，既有关于其军政功绩的溢美之词，也有关于其“雅尚词翰”、“精于绘事”之类高雅情趣的记载，另还有一条为：“酷好促织之戏”。明代嘉靖年间史学家王世贞（1526-1590）在《王弇州史料》中有述：“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今所进促织（蟋蟀），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由此可知，在宣德时，蟋蟀已经作为贡品由地方进于御前，不够个头和数量时，宣德皇帝更会亲下敕令。
在文献记载之外，江西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也是宣德皇帝“酷爱促织之戏”的佐证。
1982年11月，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市珠山中路，原明代御器厂南院发现大量宣德官窑残片，经修复后，曾组合出一只淡青釉鼓形蟋蟀罐，盖底与罐底均落“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六字双行双圈款。无独有偶，1993年春，景德镇考古所在现景德镇中华路，原明代御器厂东门遗址发现一坑两层宣德官窑残片，经复原后得知，全部为蟋蟀罐瓷片，共计11只（图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路出土的绘制龙纹的蟋蟀罐中，无论是云龙、行龙或是螭龙，均为五爪。按照明朝的官样制度，唯有皇帝本人御用的器物上的龙纹才可绘制为五爪。由此可见，宣德皇帝“好促织之戏”之语所言不虚。
是此春拍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与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出土的官窑蟋蟀罐，器型特征相同。罐身皆为鼓形，玉璧形底，盖面亦呈玉璧形。官窑蟋蟀罐的玉璧形盖面分为两种制式，一种盖面与罐身口径一致，另一种盖面要略小于罐身口径，盖拢后玉璧内环陷于玉璧外环及盆口之下。民国李大翀在纂辑的《蟋蟀谱》一书中，形象地将前者称为“平盖式”（图三），后者称为“坐盖式”。刘新园先生（1937-2013）在《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中谈及这两种式样，认为从实用角度上来讲，因“平盖式”开闭更为方便，要优于“坐盖式”，而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平盖式”的年代也要略晚于“坐盖式”，可以说是一种进化。
“明宣德 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的罐身及盖面，细看之下共分为三层。最底为素地，其上再满饰缠枝莲纹，莲纹之上再有五组动作神态均略不相同的“双狮戏球”图案，其中罐身四组，盖面一组。狮纹肌肉处以减地来表现力度，以阴刻线表现狮身毛发，刀工细腻，活灵活现（图四）。
本只蟋蟀罐的装饰技法与装饰工艺与永宣时期的漆器相同——在雕刻之前，罐身为素面，工匠根据提前绘制的“官样”将纹饰外的澄泥剔除，做出高浮雕的三层纹饰。此时期的漆器纹饰，刀法深骏，边线圆润，活泼生动。明代黄成（1567-1572）撰写的《髹饰录》中写道“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巧”，清代杨明的注解中说“自宋元至国朝（明初），皆用此法”。此段中描述的这种雕漆风格即为此类。元代及明初的雕漆，装饰题材为山水人物纹的，一般都饰以锦地，龙凤纹、瑞兽纹的一般都是底为素地，其上花叶或云纹密布。可见如一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 剔红双狮戏球圆盒”（图五），盒上两狮相向，爪挟绣球，球上阴刻方胜锦纹，左右飘素绸，“双狮戏球”纹样下为云纹，再下为素地。“明宣德 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与此圆盒上的纹饰和雕刻技法如出一辙，仅以缠枝花卉纹代替了云纹，与蟋蟀罐本身的用途相得益彰，代表了明代早期最高的工艺水平。
澄泥蟋蟀罐的底款一般在盖内，有工匠名称如“万礼张造”，吉庆话语如“永战三秋”，闲款如“乐在其中”等。景德镇明代御器厂出土的宣德官窑蟋蟀罐在罐底和盖内均书有青花年款（图六）。是此拍卖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亦为双款，一在盖内，一在罐身内壁，均为阳文“大明宣德年造”方框竖款（图七）（图八）。此蟋蟀罐不似瓷质产品，将款识落在罐身而非外底足处的原因，可能是担心阳文款凸起会影响底足平稳。此件澄泥蟋蟀罐的款识笔法与宣德官窑及官款漆器款识一致，必为皇家订制产品。
蟋蟀罐依尺寸与用途分为三类，一为养罐，二为提罐，三为斗罐。斗罐尺寸最大，依日本出光美术馆藏一例“明嘉靖 青花婴戏纹罐”上的童子斗蟋蟀纹样可见大略（图九）。清代乾隆时期朱从延辑著的《王孙监 盆栅名式》有载“初用绝大虫盆，名斗盆”，即为此类。从实用性上考虑，斗盆尺寸较大也是为了给“蟋蟀将军”足够面积的战场。提罐最小，因是古时都是将蟋蟀从家中带去好友相聚处斗法，为便捷所以为之。尺寸居中的即为养罐。斗罐与养罐内底均打成细沙地，这样盆底既不会太光滑致使蟋蟀抓地不牢，又不会因太粗糙，伤了它的腿足和鼓腹。是此拍卖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应为大尺寸的养罐或小尺寸的斗罐。
是此春拍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近年来凡论述蟋蟀罐的文章中均有引用，而最早将其录入书中的，则是闻名遐迩的北京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王世襄先生家室显赫，父亲王继曾（1882-？）曾任中华民国驻墨西哥、古巴公使及国务院秘书长，伯祖为光绪丁丑年状元王仁堪（1848―1893），梁启超（1873-1929）为其门生。母亲金章(1884—1939)善画鱼藻，亦出生在书香门第，其兄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金城（1878-1926）。王世襄先生父母的同窗或同袍，皆为民国时的名人，如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1881-1955）、民国初年的内务总长朱启钤（1872—1964）。殷实的家境让王世襄先生在年少时期，得以肆意发展个人爱好，如斗蟋蟀、养鸽、架鹰等，书香世家的背景更让王世襄先生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在《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等专业著作蜚声海外后，王世襄先生用研究艺术品的方法，将年少时的爱好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写出了《说葫芦》、《明代鸽经 清代鸽谱》、《蟋蟀谱集成》等书，为中国传统民间游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世襄先生在《蟋蟀谱集成》的《秋虫六忆》一文中是这样记述是此春拍的这件“明宣德 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的，“我所见到的最早实物（蟋蟀罐）为明宣德时所制，乃腔壁较厚有高浮雕花纹的北式盆。……罐通高11厘米，径14.5厘米，桐华先生旧藏，现在天津黄绍斌先生处”。王世襄先生与桐华先生相识于1932年的“斗局”，后因互赠收藏的蟋蟀罐成至交，四十余年间，只要两人在京，秋日必互相问候并观赏所得之虫。《秋虫六忆》这篇散文，很多知识点也是来源于当年两人谈天时，桐华先生的口述。在此文末，王世襄先生写道“编辑《蟋蟀谱集成》，更使我怀念桐华先生。他如果健在，集成一定可以编写的更好些，《六忆》也可以写的更充实一些，生动一些”。《蟋蟀谱集成》的封面即用的此次拍品明宣德御制澄泥浮雕狮纹蟋蟀盆。
拍卖场次 : 供御-宫廷瓷器及古董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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